1、主会场内的准备。包括：洒水设备、机械施工表演设备、乐队、监理、承包商、少年儿童、观众、业主等方队位置，有噪音的设备要远离主会场。现场指挥要井然有序，以防混乱。
2、换而言之，在哲学诠释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将诠释学上升到一种人之存在的根本时，基特勒颠覆性地指出了这种根基的历史偶然性。在基特勒看来，诠释学始终是一种有限性的(finitude)叙事，它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基特勒强调了所谓的话语网络强加于人们的限制条件。这些话语网络被界定为使得一个特定的文化得以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技术与机构的网络，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意味着对历史连续性的旧有假定是十分天真和幼稚的。”(25)
3、在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里，我们把用(——)表示的都叫也就是说六十四卦里凡是阴的都叫六。(奠基的意思)。
4、(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7页。
5、后诠释批评的第二个预设是媒介性的预设(presuppositionofmediality)。维尔贝里认为，基特勒在其方法论上迈出的关键一步是泛化媒介的概念，并将之用在所有文化交流的领域。这种转换的意义就在于，在基特勒看来，无论我们在处理那个历史领域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处理媒介问题，诗歌与文学也是在媒介内部生成的。将文学问题媒介化，这也就意味着后诠释批评成为了媒介研究的分支。(37)在这里，基特勒也完成了文学文本分析向媒介研究的过渡与转变，此前，基特勒的文学批评可以看作是将媒介拉入文学的领域，但是将所有历史问题包括文学问题媒介化之后，基特勒的分析就不再是文学分析了，而是媒介分析本身了。
6、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d早期组织，
7、(22)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上，第54页。
8、卦，就是悬挂起来的意思。就像我们照相用相框装起来挂在墙壁，卦的意思和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奠基的意思)。
9、第一个大国是可以发展起来的。一般小经济体发展比较容易，创造短时期或者是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都有可能，从前南斯拉夫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色。但是，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经济体，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现在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等人口大国也在发展，以前有许多关于大国难以发展的理论现在被证明毫无道理。
10、五四运动不仅在整个社会形成了现代民族与现代国家的意识，而且也确定了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基本路径，这就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来建立现代国家。所以，反帝、反封建决定了五四运动的基本性质。
11、(19)刑昞：《论语注疏》，《儒藏•四书类•论语属》(精华编)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0页。
12、“学”今天被衍化为“知识累积”之意，而作为知识的单纯累积增加，显然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填鸭，而失却了“学”作为“觉”的源动性/主动性/能动性/主体性。所以，对于《论语》首章的解释，必须奠基于学作为觉的本义，学即是觉，觉也是学。换言之，学的本质就是对自身缺乏/缺陷而求的觉悟。
13、其实，朱熹在这句话的注释上对于真意的失之交臂，根源于传统注疏对“束修之礼”的片面关注。在流传的注疏中，大多忽略“自行”二字的要义。在刘宝楠《论语正义》中，他对《论语集解》中孔注“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的解释，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束修”上，以为“束修”乃合于受教或施教之“礼”，也将孔子这话归结为教之礼的问题：“谓以修为挚见其师也……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是束修为挚礼也。”(⑥)因为关注于“礼”，所以“自行”的意蕴被遗忘了。不过，刘宝楠所引包慎言所论古鲁《论语》所说，则似乎有所见，可惜刘氏本人对之表示否定：“郑注云，诲，鲁读为悔字……案鲁论，则束修不谓脯脡。《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圣人戒慎恐惧，审察维严，故时觉其有悔。自行束修以上，谓自知谨饬砥砺，而学日以渐进也。恐人以束修即可无悔，故以未尝无悔晓之。案鲁论义不著，包说但以意测。”(⑦)训“诲”为“悔”，《经典释文》以为是古说。刘宝楠不以之为确切之解，是尊重传统对于“教”之“礼”的关注。不过，对于“自行束修以上”解为“自知谨饬砥砺”，刘宝楠一概否定，则大失偏颇。程树德在《论语集释》中，以“束修”为“教”之“礼”是“正解”。但他在将上面刘宝楠所引包慎言的解释作为“别解一”之后，又在“别解二”中引《郂余丛考》从《汉书》所引证例子说：“‘自行束修以上’，谓能饬躬者皆可教也，于义亦通。”(⑧)程氏如此做，兼顾了“自行”之意，但是，他主要是通过对“束修”的“束身修行”解释来实现的，其实并没有看到“自行”所蕴含的源动性/主动性/能动性/主体性。
14、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现代民族意识仅仅局限在少数知识精英圈内，社会大众，包括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在思想上仍未走出“华夷之辨”的窠臼。
15、为什么要挂？因为人的眼睛是往外长的，我们看别人很容易，看自己却永远看不清楚。这就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16、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觉醒的中国人，清楚地看到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国家主权的蔑视与践踏，所以，“驱逐列强、外争国权”成为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打到列强、打到帝国主义也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基本的共识。
17、所以，史学界主流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界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并非照搬苏联的说法，而是基本符合现实的。中国要在20世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必须要铲除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
18、从改革方向和改革对象来看，中国过去40年仍是沿着社会主义路线，朝着为改善大多数人福祉方向行进。虽然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但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19、第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但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仅仅发生在这40年间。前30年，中国GDP增长率也达到7%，人均寿命翻倍，所以中国已连续发展70年，而不是40年。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持续了25到30年，最长不超过40年，而中国现在已创造了长达7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
20、搞过有此类奠基的工程项目，听说过借此集资欠债的，有烂尾工程的，也有涉及腐败案的。所以我觉得从建筑学、工程学角度来说，奠基确实没有实际意义，真有过不去的事，也未必能成护身符。
21、奠祭时请鬼神来接受祭拜供品,诗经商颂烈祖「来假(享)来飨(享),降福无疆」,又「以假以享,我受命漙将」
22、会场的选定主要考虑到视野开阔，按所估算的面积选定会场(包括主会场、表演场、停车场等)，能够进行现场作业表演。根据以上三个条件，我们选定了距路线终点500米处为会场。通过开工仪式顺利召开，与会者普遍认为所选场地合理、效果很好。
23、(14)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
24、整部《论语》的第一句话，其文本是人所熟知的：
25、媒介本体论是一种关于媒介本质为何的追问，而媒介存在论，则是“指称着重于探讨媒介与存在之关系的学说”。(65)要知道，基特勒的后诠释批评所反对的是哲学诠释学，后者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诠释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人在诠释的理解中存在，基特勒的“TowardsanOntologyofMedia”也应当是一种关于媒介与存在关系的一种追问，而非媒介的本质为何，其最终目的是要用“在媒介中的递归去寻找存在的意义”替换诠释学所提倡的“诠释作为存在的基础”。贡布雷希特也指出，基特勒作品的系谱是由文学史、媒介史以及存在史(historyofbeing)构成的。(66)实际上，扬也指出，在基特勒早期的文学文本分析在“为后结构主义的表层土壤增加了深厚的上层土壤的同时，也不经意地揭露出海德格尔式的底土。”(67)后诠释批评，实际上不仅仅在奠定基特勒媒介研究的基础，也隐约指向了基特勒关于媒介与存在的终极思考。
26、在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思想研究和宣传，但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种书斋里的学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因此开始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27、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亨通以后，一定会获取相当的利益。只是利有阴阳两种，一种是正当的利得，一种要么是暴利，要么是邪利，要么是不法的利益。只有获得正当的利益，才是有利的。
28、这个过程中翻译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它在16世纪的文学及语言生活中占据了不同寻常的地位。……另外，其实应当将那些尚未完全准备好，却正在趋于形成的语言作为译入语。这样，语言就最终得以形成。
29、第一是外部屡受侵犯。从1840年到1949 年以前，在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中国几乎在每场战争中都被打败，损失惨重，最后抗日战争中国惨胜。据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统计，1840 年以后，中国与22 个国家签订了745 个不平等条约。在这745 个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从1841 年到1912 年70年间签订了 411 个，北洋军阀政府在位15 年签订了243 个。即使到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928 年以后 22年间，也有 91 个条约可认定为不平等条约。解放前的中国就是如此任人宰割，最后是中国共产d让中国彻底摆脱了这种境地。
30、既然德语的奠基与形成其实是得益于一项翻译活动，那就不难理解为何之后的德国会存在这样一种翻译传统：翻译被视同为创作，当作传播与丰富语言的手段，当成对自我的语言空间(Sprachraum)的构建。此外，浪漫主义者提出“圣经化的普适研究方法”〔10〕，并将他们的文学理论、批评观点和翻译主张同《圣经》联系起来也绝非偶然。
31、由国共两d发起的北伐革命，正是秉承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精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把北伐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宗旨讲得很清楚：
32、歌德的上述评价已经得到了德国传统学人的广泛认同，它着重揭示了路德所译《圣经》的历史意义。路德放弃了完成一个“批评性译本”，放弃了在译文中揭示原作的行文特点，却因此创作出了一本能为德国普通民众所理解的著作，也为一种新的宗教情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即属于宗教改革的宗教情感。这就是路德译本对《圣经》传播的积极作用。那么，歌德的这种评价在什么程度上符合路德工作的真相呢？
33、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阋牆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
34、如果“知”是一种撕裂之后而站在外面的驻足远观，孔子明确否定这样的知；那么，“学/觉而时习”就是一种没有裂开的源初整体，它作为这样源初的存在状态，本身是一种内在性的、绝对性的“悦”。此“悦”是对切实行事本身的绝对性的肯定。后世常常追问“孔颜乐处”，其所谓“乐”就在此“悦”上。因此，“学”本身是审美意义的，诗性意义的，或者说存在论意义的，而不是认知意义的。这样源于自身源初“觉而行”或“行而觉”的乐，即是对人之源初存在展开的源初肯定。如此肯定就是一切无穷倒退式追问“何以可能”的终止，它显示出人就是这样的存在物，它源初沉沦而“乐于此”——“觉悟着自己存在活动并在活动中不断深化着其觉悟且经由觉悟而不断提升着自身的存在活动”而“乐”。
35、(⑥)刘宝楠：《论语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138页。
36、实质上，这涉及到教-学活动的更为本质的方面。对此问题，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有两句值得关注的话语：
37、把一个卦颠倒过来看，则变成了另外一个卦，变出来的这个新卦叫综卦。
38、(16)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册，第1343页。
39、描述整体卦义的文辞，是《易经》里卦的整体断语。
40、研究｜对外援助与国家软实力：中国的现状与对策
41、在文本中，“学－觉”与“行”的统是通过“而”字实现的。《说文》：“而，颊毛也，象毛之形”。段玉裁注说：“而之训为须也，象形。引申假借之为语词或在发端，或在句中，或在句末。或可释为然，或可释为如，或可释为汝，或释为能者。古音能与而同，假而为能，亦假耐为能。”朱熹说：“‘而’者，承上起下之辞也。”(23)综而言之，在此，“而”置于句中，表示一种递进的关联，表示一种深入的焊接。通过“而”字对两者的连接，“时习之行”与“学-觉之神”透露出行与觉的源初统一：人之切实行事是觉悟着的行事，而觉悟是在人之切实行事中的觉悟。觉一开始并不是一种精神性的单纯涌出或生成，学也并非是一种精神性的单纯延展，觉与学统一在一种活生生的源初切实行事的活动状态之中，是这一源初活的整体的一个侧面展现；行事一开始也并非是懵懂暗昧之冲撞，而是在此源初行事中，就有着对此行事之缺陷/缺失的觉悟或说对于完善/升华/深入延展此一行事的觉悟。
42、第三项，主人对该建筑物的功能以及规划设计进行简介。
43、〔9〕“德文的诞生是同路德的《圣经》翻译紧密连接在一起的。”HermannBroch，Créationlittéraireetconnaissance，Paris，Gallimard，19p.30
44、第一个东方文明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20世纪50年代，西方人常说一些东方国家发展不起来，这种说法在 60年代还有很大的市场。但今天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一个东方文明也可以成功发展。
45、诚信是高楼大厦的奠基石，诚信是市场交易的一杆秤，诚信是人生道路上的指南针。
46、正如前面提到的“左一脚，右一脚”，从1999年7月1日起，中国政府较大幅度增加了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水平、失业保险金水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水平提高 30％；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提高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补发拖欠的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内的养老金；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标准等。为落实这些措施，国家财政共增加支出540 多亿元，全国有8400多万人受益。这只是一个开端。自此，中央开始逐步建立兜底政策网。2002年中央提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中央接连出台文件督促各地要做到“应保尽保”：2002 年低保突破2000万人，之后人数保持在2200万到2300万之间。
47、“外部性预设”(presuppositionofexteriority)被视为是“后诠释批评”的“元预设”，决定了基特勒文学分析的根本性视角。换而言之，基特勒文学分析是拒绝回归到人的意向性内部，然后对文本的意义进行诠释的。扬也指出，基特勒拒绝使用阐释这一用语已然有些时日，因为阐释活动强迫读者去识别真实存在的能指背后隐藏的幽灵般的所指，“基特勒对阐释的回应并非是让读者摆脱桎梏从而生产他们自己的阅读与理解，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始终拒绝接受审美理论或是读者反应理论”与传统诠释学陷入语言游戏不能自拔的是，基特勒的文学分析走进的是一个意义之外或者意义之先的领域，亦即基特勒的后诠释批评停止了对于意义的生成之思，而是转而追问让文本意义生产得以可能的外部性条件。此种“外部之思”(thinkingoftheoutside)受益于福柯的话语分析，福柯的“知识型”(episteme)概念指出了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特定的知识型，决定了话语是如何被生产和限定的，换言之，在福柯看来，知识生产也是一种受制于外部条件的活动，基特勒的话语分析沿着福柯的脉络，继续探寻构成话语实践发生的相关权利、存储、传递、受训、再造等装置条件。(35)
48、这场讨论指向了一个更宽泛的判断：路德想为信众群体提供一个用“好的德文”写就的文本。但是，在路德的时代，“好的德文”意味着什么？自然不会是那种拘泥于规则、困囿于旧时规范的德文，而只会是那种从方言(Mundarten)中提炼出的德意志语言。还是在上面这篇文章中，路德在接下来的几个段落里做了清晰的表述：
49、从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看，五四运动跟中国共产d的产生有一种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的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d的产生；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中国共产d的产生，才使得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可能，五四运动才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
50、路德的翻译就起到了这一作用。实际上，巴赫金所描绘的游戏空间是欧洲文学，虽然他在书中以法国文学为研究对象。但是，同一时期的法文翻译作品中，并没有任何一部可以发挥类似路德译作的奠基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何杜贝莱(DuBellay)在《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DéfenseetIllustrationdelalanguefrançaise)一文中只予翻译以相对次等的地位。这是因为在法国，没有任何一部译著能够为法兰西的民族语言和文学语言奠基，我们没有《神曲》这样的作品。路德的《圣经》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它参与到了一场信仰改革的运动当中，那个时代人们重新思考与宗教文本间的关系，以激进的方式解读《旧约》和《新约》，面对罗马教廷的专制统治确立本民族的宗教认同，而路德的译本恰巧是上述背景下对宗教文本的德意志化。反过来说，只有随着这样一本“德意志化”的、能为所有人读懂的《圣经》的出现，这场运动才能进入真正的高潮。一切的背后有着决定性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德国完成了一场真正的断裂：从此之后，就有了前路德时期与后路德时期，这个断裂不但是宗教与政治层面的，同样也是文学的。〔9〕之后，赫尔德和其他浪漫主义者在探寻前路德时代的德国文学遗产时并没有质疑过这一点，歌德之前的引文也意识到了这场断裂的发生：现在，德国人若想读懂《尼伯龙根》或是爱克哈特(Eckhart)大师的作品，尚需借助语内译文；但意大利人读但丁时就无须如此，虽然但丁其实是与爱克哈特大师同时代的作家。
51、〔10〕诺瓦利斯于1798年11月7日写给施莱格尔的回信中说：“你的信中提到了一点，鲜明地展示了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是如何进行内在的组织，又如何自我演进的。你对我说了你关于《圣经》的计划，而在我的一切研究工作中……我也曾想到《圣经》，想到《圣经》其实是所有书籍的范本。关于《圣经》的学说已然如此完备，它甚至催生了关于写作的学说和字词的形成学说，也是一门展示创造精神是如何间接地、象征性地被构建的学科……我所做的所有事情……无非就是对与《圣经》有关的计划进行批评，即对《圣经》化的普适研究法进行应用。”(éd.Wasmuth，BriefeundDokumente，p.40)
52、1906年1月，朱执信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翻译了《共产d宣言》、《资本论》的片段。但在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还是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内。
53、〔3〕Luther，ɶuvres，t.VI，LaboretFides，Genève，19p.1
54、2009年，基特勒在其学术生涯晚期发表了《走向媒介本体论》(TowardsanOntologyofMedia)一文，文中指出：“哲学虽然一次又一次地研究物质媒介，诸如大气、光和水之类的基本元素，但从远古的文献一直到现代畅销书，却都完全忽视了其自身的技术媒介。”(63)表面上看，基特勒的这番话似是媒介分析的延续，继续强调坚持朝向媒介自身研究的重要性，是一种媒介本体论研究的倡议。但是“ontology”在中文中，“既可以翻译成‘本体论’，也可以翻译成‘存在论/学’。从哲学史上看，两者有其各自的脉络，不能混同起来。大体而言，‘本体论’对应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海德格则认为传统的‘本体论’是对ontology的误译，他继承胡塞尔回到事情本身的思路，倡导应重新回到源始意义上的存在本身。”(64)正如中国学者们在翻译海德格尔的“ontology”时选择“存在论”译法一样，此处基特勒的“TowardsanOntologyofMedia”，也应当翻译成“朝向媒介存在论”为宜。这一处的翻译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将决定基特勒终极思考的层次，以及这个终极思考与基特勒早期作品的关联所在。
55、后诠释批评为理解基特勒从“文学分析”走向“媒介分析”提供了一条思想演进的线索，但实际上，基特勒的这种思想之演进也与基特勒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化有关，如同基特勒的“后诠释批评”一样，基特勒的思想演进本身也是嵌入在当时当地的“话语网络”之中的。
56、(13)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册，第1768页。
57、“学而时习”作为本源之乐是对人之存在的源初肯定
58、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向中国社会彰示出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同一革命进程的两个方面。
59、 书评｜中国政策研究的重要成果——评“透视中国”丛书
60、当然，基特勒与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与人关系认知的差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主动性之争问题，而更是一个认识论之争的问题，即人文主义与后人文主义之争的问题。“麦克卢汉的根本问题是仍旧站在人类中心的立场，期待媒介技术的转换能够释放人类。不只社会科学、传播研究，甚至文学批评所仰赖的诠释学，皆以人的立场出发寻找意义，从未注意到是技术先行地让文本得以书写、纪录与传输。意义不是内在或先于技术，根本是由技术本身让意义成为可能。”(74)
61、1982-1987年，基特勒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等美国大学进行访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当时最为先进的信息科学技术，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等前沿理论。(43)这段经历，也让基特勒的“文学分析”有了“信息论”的框架和隐喻。
62、2003年以后，开始出台系统性的社会政策，从农村重建、合作医疗、全面医保到养老保险推广到农村与城市居民，直到出现社会保护方面的“大跃进”。
63、因而，麦克卢汉所强调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在基特勒这里显然成了一种过时论点，相反，在“OpticalMedia”一书中，基特勒指出，“在媒介提供模式和隐喻之前，我们对我们的感觉一无所知”亦即媒介已成为一种优先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我们的理解被形塑。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克莱默尔要指出，基特勒的媒介概念完全不涉及“作为媒介的身体(body)”和人类的感知(perception)因为这一切，都“沉浸”在媒介一系列的操作之中了，身体物语被转化为技术话语，“手的运动变成了打字机键盘上的一个对象，声音的混合频率被刻录在了乙烯基结构(vinylstructures)上”。人的身体进一步消融在技术之中，构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状态”
64、所以，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专门以大总统身份带领新政府百官拜谒明孝陵，发布了《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
65、尼采，《善恶的彼岸》，(Par-delàleBienetleMal，Aubier-Montaigne，Paris，19p.192)
66、八卦两两相重演变而来，两个八卦(三画卦)组合生成一个六画卦。8个三画卦，上卦8个，下卦8个，上下一组合，共演变出64个卦，故称六十四卦，亦称六十四重卦。下面总结一些六十四卦的排序图：
67、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建国进程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的现代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何以形成？中国社会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何以形成？中国共产d何以产生？新民主主义革命何以成为可能？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都离不开五四运动。所以，五四运动对于现代中国具有奠基性意义。
68、(26)刑昞：《论语注疏》，《儒藏•四书类•论语属》(精华编)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
69、在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里，我们把(—)表示的都叫也就是说六十四卦里凡是阳的都叫九。
70、理想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要文字来奠基。
71、基特勒的具体做法是，他用媒介技术取代了福柯的档案，用技术的先验取代了历史的先验，这也意味着后结构主义学者所强调的外部性在基特勒这里被具体化为媒介技术，此也是基特勒与之前后结构主义学者在外部性认识上的最大分野。
72、平整场地。要把主会场、停车场、临时便道等整平、压实，并修出排水沟，以防会议期间因雨水过多而影响会议的按时召开。
73、本文坚持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从近代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最根本的理由是五四运动孕育出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意识，中国开始进入了以革命方式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
74、刘宝楠：《论语正义》，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
75、第二是内部四分五裂。从1912年以后，国内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多个省份受战争影响，内部四分五裂。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一度宣布全国统但其真正能掌控的地方大概只是上海周边几省，其他地方被各地军阀把持。1949 年以前，中国没有实现统一。
76、六十四卦里，六个爻全部当位的卦只有一个，叫既济卦
77、第三是政治分利集团强大。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MancurLloydOlson,Jr)提出了“分利集团”概念。分利集团的主要目标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想方设法把现有的蛋糕切出一大块归自己，哪怕阻碍社会进步也在所不惜。分利集团会阻碍社会进步，使国家一步步走向衰退。而解放前中国的分利集团就是压迫人民的地主阶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曾试图推行温和土改，但遭遇分利集团拼命抵抗。国民d上上下下都属于这个分利集团，一旦要动真格，就出了问题。
78、诠释学作为一种理解文本之意义的学说，伴随着语言转向，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直在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欧陆的人文学科中占据着基础性的地位，素有“科学皇后”(queenofthesciences)之称。(14)换言之，若科学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是自然等外在客体的话，那么诠释学研究的则是人的意向性等内在精神活动。诠释学在人文学科中这种基础性地位的获得，与狄尔泰(WilhelmDilthey)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狄尔泰致力于打造“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峙。狄尔泰主张，精神科学的任务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是“说明”，而是“理解”，即理解人的精神生活及其社会活动和文化作品的价值和意义。(15)狄尔泰为诠释学的普适性与统摄性做了铺垫，在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等人的努力下，诠释学由一门方法论转向本体论，即理解从方法被提升至人存在的层次，理解不仅是诠释的方法，更是人存在的基础。(16)生而为人，我们无法不诠释。(17)
79、从改革对象方面来看，过去40年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受益者众多，而受损者保持在少数状态，如果走偏就会出现危机。从经济角度看改革，改革带来了增长和效率，经济改革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及经济增长速度。从政治角度看改革，即便整个国家总体受益，也势必会产生“受益者”与“受损者”这样的不同群体。受损有绝对意义上的受损，也有相对意义上的受损——“绝对”是指福祉水平下降，“相对”是指一些阶层的受益比别的阶层受益更大。让改革成为全赢游戏，而不是零和游戏，这一点至关重要。
80、上卦的第五爻，上卦的中爻，五多功，说的是成功的阶段。我们常说“九五至尊”，这个阶段很多人都会把功劳推给你，所以说“五多功”。
81、后诠释批评是从对于诠释活动外部性强调而开启了“告别诠释”的旅程，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诠释不重要，意义不重要，基特勒本人也承认，“我当然不是反对意义，我们都必须处理意义的问题”只是在后诠释学者看来，意义的生成是有外部条件的，并且是这种外部条件对意义进行了限定和排除。福柯指出了话语和知识生产的外部性，基特勒进一步地将这种外部条件明晰化，也就是以“书写系统”视之。
82、第四是社会一盘散沙。这“一盘散沙”的说法出自孙中山，意思是中国人口多，占地广，但在很多地方人们的认同都局限于狭隘的家族、地域的认同，只知有家、有家乡，不知有中国，或者知道也不觉得这概念很重要。孙中山对此痛心疾首，有人做过统计，他一生中至少25次提到“一片散沙”，2次提到“一盘散沙”，8次提到“散沙”。提及时间，最早是 1912年4月10日，最晚是1924年4月13日。所以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要把人们凝聚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群体。然而，一盘散沙的状况直到1949年也没有得到改变。
83、“学而时习”作为源初觉悟着的切实行事与切实行事中的觉悟的统如此状态是一种自身肯定的状态。由其源初而言，可以称为源初肯定。觉悟而切实行事或切实行事而觉悟的源初自身肯定，就是“学而时习”处在“悦”之中。在《学而》首章，与“学而时习”并举的是“有朋远来”和“人不知”。“学而时习”是一种“悦”，“友朋远来”是一种“乐”，“人不知”仅仅是“不愠”。显然，“学而时习”之“悦”，与“有朋自远而来”之“乐”不完全相同，与“不愠”更是意蕴相别。完全而准确地切中“学而时习”的真蕴，在三者的对比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84、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对中华文明的自我定位早有华夷之辨。但是，中国传统的华夏意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一直到晚清时期，中国人仍习惯于从族裔的意义上来理解民族。
85、第七是健康水平低下。健康方面可用死亡率来衡量。1949年以前，依据不同的测算结果，中国每年的死亡率位于25‰到45‰之间。与全世界留存有同类数据的国家比，当时中国死亡率均列最高。
86、(23)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57页。
87、然而，后诠释批评对于传播或媒介研究最大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仅仅用来理解基特勒的学术思想演化，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后诠释批评也有助于传播或媒介的研究回到媒介自身上来。以往的传播或媒介研究，其研究重点基本不离意象、信息、思想、语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表征物，处于一种深刻的“诠释”惯习之下。诠释取径所关注的无非还是媒介内容等如何被人类理解和诠释，但是媒介本身一直是被忽略的。“当诠释学着重由文本字面为出发点，探究语意特征与论述表现，基德勒的后诠释学路径却意图翻转所有媒介的表现都存在于文本符号层次里这个既定视野。文本意表之外的媒介表现，还存在于不同历史脉络中的声音、触觉、影像，乃至表意文字以外的音符或数学符号，由这些不同的‘媒介技术’所代理的过程中。”(79)后诠释学取径对于消解传播或媒介中符号霸权意义重大。
88、 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
89、〖例句〗今天，学校全体同学都出席了新校舍的奠基仪式。
90、第二是实现了工业的主导地位。1952年，农业占国民经济的51%，第二产业约占2%；到1978年，农业降到2%，而工业占比上升到约9%；改革开放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长期维持在48%上下的水平。如果说中国曾发生过工业革命的话，它主要发生在新中国的前30年，这次革命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的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变成以工业制造业为主。
91、第二是提高了人民健康。这部分可借用“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来衡量。1949 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约为35岁，到改革开放初期，预期寿命已达68岁，翻了近一番。人民健康了，死亡率下降了，这本身就很重要，还附带为中国提前带来了人口红利。
92、简而言之，后诠释批评中的“肉身性预设”，将身体视为是技术所铭写的场域，实际上是也为基特勒的媒介理解奠定了一种后人文色彩的基调，彼得斯(JohnPeters)所谓的基特勒给了我们一个没有人的媒介研究也呼之欲出了。(77)
93、六十四卦的卦名：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
94、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d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
95、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96、简而言之，后诠释批评告别了对文本意义进行诠释的惯习，而将视线转向了那些让意义生产成为可能的外部性条件，但在对于外部性的认识上，基特勒与后结构主义学者最大的分野在于，基特勒将外部性锚定在了媒介技术上，由此使得基特勒进入“媒介域”，开启了对媒介物质性的研究。但是基特勒的媒介分析似乎并不满足于写作、文学、诗歌等是一种媒介内部的递归，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将媒介与存在勾连在了一起，以反对“人在诠释中存在”的这一霸权式规定。
97、1905年，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做了现代意义上的界定：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革命d人也逐渐形成“五族共和”的思想。